我们要清醒看到日本的“外生型战略自主倾向”惯性依然强大，这对中日关系会持续构成不少挑战。石破内阁对华释放积极信号，在自民党内部已经出现杂音，国内政治斗争是否会引发日本战略认知和方向定位的漂流和动摇，存有变数。
日本首相石破茂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第二位到访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在美日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在台海、东海、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继续剑指中国点名批评。另一方面，石破执政后频频对改善中日关系释放善意，多次表示希望尽快访华。今年初，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和公明党干事长西田实仁率领执政党代表团访华。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现象，本质上是日本国内两种战略冲动的体现。
一个国家的战略议程主要取决于“战略认知”，而战略认知的核心观察是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框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2023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以美日欧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集团。2024年，日本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尽管延续上述认知框架，但也体现下面两大变化。
首先，日本对美欧发达国家政治内转、相对衰落的认知进一步强化，以七国集团（G7）领导力为基础的西方主导国际秩序进一步动摇。2024年，美国拜登政府在解决高通胀率和中产阶级生活困难问题上失败，国内分裂加剧，导致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中止日本制铁公司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案，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将会恶化。美国在结束中东战争方面的能力局限暴露无遗，而对以色列过度袒护则极度损伤美国软实力。特朗普的当选给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持续性打上大问号。
在日本看来，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民主楷模，不再是自由经济领头羊，也不再是可靠的盟主，这“三个不”的认知背后，是对美国信心和可靠性的怀疑。2024年也是美国主要盟国的大选年，英国执政14年的保守党下台；法国执政党联盟比选举前失去三分之一议席；德国东部三个州地方选举极右翼政党获胜，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对现任总理朔尔茨的不信任动议，大选提前到2025年2月。
在日本看来，G7国内政治不稳定和民粹主义上升，让它们缺乏意愿和能力继续发挥国际领导力。
第二，日本对于全球南方集体崛起，对新秩序的建构日益产生关键作用的认知强化。2024年1月，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容，成员国从五个增加到九个。G7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已经从20年前的63%降至45%，金砖国家则从9%上升到25%。2024年10月，在俄罗斯举行的首脑峰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地区大国成为伙伴国家，特别是三个亚细安主要成员国的加盟，对日本冲击很大。2025年1月，印尼成为金砖正式成员国。据报道，还有30多个国家希望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基于上述两个战略认知框架的变化，日本在战略选择上也呈现两种不同的“战略自主”倾向。
第一种认为美欧力量相对下降，源于国内政治混乱和民主劣化，日本是国内稳定民主成熟典范，应主动发挥国际领导力，做美欧建构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捍卫者。具体体现在“三环外交”，第一环继续强化日美同盟，通过防卫能力建设和相关法制放宽实现对等同盟；第二环是构建日美同盟和伙伴国家关系网络、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美日菲小多边，以及参与北约首脑峰会，将东亚原本以美国为单个中心的轮辐框架，变成美日双中心；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关系，主要目的是把全球南方拉到自由国际秩序一边。这是一种“外生型战略自主倾向”。
第二种战略自主倾向也认同美欧相对衰落，但认为国际秩序大变动的本质是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对衰落的本质是竞争力和创新力下降。日本必须正视现实，以务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在国际新秩序建构中获得有利地位。这是一种“内生型战略自主倾向”。
内生型战略自主的机遇与外生型的挑战
有不少分析认为，日本对华接近源于“特朗普冲击”，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对日本外交带来冲击，不如说进一步激化日本内部上述两种“战略自主”倾向的竞争。这种战略认知的竞争的核心体现，就是对华关系上的矛盾性和两面性。近期，日本对华迅速接近的背后，是“内生型战略自主倾向”上升的体现。
首先，特朗普2.0将开启并加速日本等美国盟友，对于自身最大战略是聚焦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自民党虽然保住执政地位，但在议会中没有获得过半数席位，石破政权成为少数执政党的内阁。美欧日主要国家执政党失利，根本原因在于选民对于既有政治的失望和愤怒，高通胀率引发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和生活困难，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最大挑战。日本去年10月大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选民最关心的事项是经济和高物价对策。与此同时，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核心，已从发动机转向包括人工智能的软件领域，日本的传统优势竞争力正在迅速减少。这两年日元大幅贬值，本质上也是经济竞争力减弱的反映。
第二，军事投入大幅增加无法解决日本等美国盟友的上述挑战，合理配置优先资源的内在要求，让它们有了改善对华关系和构建良好周边环境的意愿和动力。以日本为例，一个时期以来，以中国威胁为理由，日本开启提高防卫力量之路，2022年底提出从2023年至2027年度，防卫费总额增加到43万亿日元（约3780亿新元）目标，2027年达到GDP开支的2%。然而，2023年12月27日，内阁会议通过历史性高达115.5万亿日元的2025年预算案，其中主要增幅来自医疗社保和防卫费。医疗社保达38.3万亿日元，防卫开支为8.7万亿日元，双双创新高。考虑到日元大幅贬值，购买和维护昂贵的美制军事装备的费用将会不断攀升。
按照日本政府估算，2025年经济增长率仅为1.2%。医疗、养老、国债本利就足以让财政捉襟见肘，防卫开支如果没有节制并扩大，意味着科技研发投入减少和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削弱。反过来说，日本要让有限资源用在刀口上，军事支出必须处于合理范围，这须要通过改善周边国际关系解套，而核心就是对华关系的改善。如果继续将中国作为最大战略挑战甚至安全威胁的假想敌，日本将不得不把宝贵资源继续“错位投入”，最终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都会受损。
日本对华外交的积极转向，有内在需求和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上述趋势存在不确定性和可逆性。我们要清醒看到日本的“外生型战略自主倾向”惯性依然强大，这对中日关系会持续构成不少挑战。石破内阁对华释放积极信号，在自民党内部已经出现杂音，鉴于石破政权国内和党内政治基础都不稳固，国内政治斗争是否会引发日本战略认知和方向定位的漂流和动摇，存有变数。“外生型战略自主倾向”想要体现日本设定国际日程的能力，和话语权塑造力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聚焦中国风险成为有效工具。
日本在国际上塑造中国威胁认知的情况仍会反复发生，无论是G7、北约还是其他国际场合，日本批评中国单方面以力量改变现状、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还不会很快出现转变。特朗普执政后如果对华超高强度施压，并且让日本等核心盟友选边站，日本能否经得住考验还值得观察。
（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